章二十四_明史(张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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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10209 时间:2017/3/26 字数:2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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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二(吉礼二)

　　郊祀郊祀配位郊祀仪注祈谷大雩大飨令节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

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

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时，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

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

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

，方丘于钟山之

。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秋，太祖感斋居

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

，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

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

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

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

，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

　　《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艹貍｝沈、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

，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

，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祐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

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

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理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

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辑《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所定。新礼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洪武元年，始有事于南郊。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阙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早暮兢惕，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廷，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明年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

，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太宗并配。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

于二至

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年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

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

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郊祀仪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斋四

，致斋三

。前祀二

，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器。次

，有司陈设。祭之

，清晨车驾至大次，太常卿奏中严，皇帝服衮冕。奏外办，皇帝入就位，赞礼唱

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赞礼唱燔柴，郊社令升烟，燔全犊于燎坛。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奠玉帛，皇帝诣盥洗位。太常卿赞曰：“前期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坛。太常卿赞曰：“神明在上，整肃威仪。”升自午陛。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复位。赞礼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复位。赞礼唱行初献礼。皇帝诣爵洗位，搢圭，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圭。诣酒尊年，搢圭，执爵，受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出圭。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读祝官捧祝跪读讫，皇帝俯伏，兴，再拜，复位。亚献，酌醴齐，乐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酌盎齐，乐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仪并同初献，但不用祝。赞礼唱饮福受胙，皇帝升坛，至饮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进，太常卿赞曰：“惟此酒肴，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进，皇帝受胙，以授执事者，出圭，俯伏，兴，再拜，复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彻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读祝官奉祝，奉币官奉币，掌祭官取馔及爵酒，各诣燎所。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解严。

　　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仪并同。惟

神后瘗

血，祭毕，奉牲帛祝馔而埋之，与郊天异。其冬，奉仁祖配天于南郊，仪同元年。其奠玉帛、进俎、三献，皆先诣上帝前，次诣仁祖神位前，行礼亦如之，惟不用玉。四年定，先祭六

，百官沐浴宿官署。翼

，朝服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祀期遍告百神，后诣各祠庙行香三

。次

，驾诣仁祖庙，告请配享。礼毕，还斋宫。七年，去中严、外办及赞唱上香之缛节，定十二拜礼。十年，改合祀之制，奠玉帛、进俎、三献，俱先诣上帝神位前，次皇地祇，次仁祖，馀悉仍旧仪。

　　嘉靖八年，罢各庙焚香礼。九年，复分祀之制，礼部上大祀圆丘仪注：前期十

，太常寺题请视牲。次请命大臣三员看牲，四员分献。前期五

，锦衣卫备随朝驾，帝诣牺牲所视牲。其前一

，常服告于庙。前期四

，御奉天殿，太常寺进铜人如常仪。太常博士请太祖祝版于文华殿，候帝亲填御名捧出。前期三

，帝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诣太庙，请太祖配。帝还易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受誓戒。前期二

，太常光禄卿奏省牲，帝至奉天殿亲填祝版。前期一

免朝，锦衣卫备法驾，设版舆于奉天门。常服告庙，乘舆诣南郊，由西天门入，至昭亨门外降舆。礼部太常官导由左门入，至内壝。太常卿导至圜丘，恭视坛位，次至神库视笾豆，至神厨视牲毕，仍由左门出，升舆，至斋宫。分献陪祀官叩首，礼部太常官诣皇穹宇，请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祭之

，三鼓，帝自斋宫乘舆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舆至神路东大次。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讫，退。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以候。帝具祭服出，导引官导由左灵星门入内。赞对引官导行至内壝，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帝至御拜位，自燔柴、

神至礼毕，其仪悉如旧。至大次易服，礼部太常官奉神位安于皇穹宇。还斋宫，少憩。驾还，诣庙参拜毕。回宫。诏如拟。

　　明年，定方泽仪：先期一

，太常卿请太祖配位，奉安皇祇室。至期，礼部太常官同请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祀毕，太常奉神版、神牌安皇祇室，奉神主还庙寝。馀皆如圜丘仪。

　　是年十月，帝将郊祀，谕礼部尚书夏言

亲行奉安礼。言乃拟仪注以闻：先期择捧主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配殿大臣二员，撰祝文，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前一

行告庙礼，设神舆香案于奉天殿，神案二于泰神殿，神案二于东西配殿，香案一于丹墀正中，设大次于圜丘左门外。是

质明，帝常服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祀神主，各奉安舆中，至圜丘泰神殿门外。帝乘辂至昭亨门，礼官导至泰神殿丹墀。执事官就神舆捧神主升石座，奉安于龛中。帝乃诣香案前，行三献礼如仪。礼毕，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还宫。帝从之，而命行礼用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合礼部堂上官四员。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陟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

上辛

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

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

，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

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

　　大雩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

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无常仪。嘉靖八年，

祈雨，冬祈雪，皆御制祝文，躬祀南郊及山川坛。次

，祀社稷坛。冠服浅色，卤簿不陈，驰道不除，皆不设配，不奏乐。九年，帝

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言：“按《左传》‘龙见而雩’。盖巳月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为百谷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雩，禜于南郊之傍。’先臣丘浚亦谓：‘天子于郊天之外，别为坛以祈雨者也。后世此礼不传，遇有旱，辄假异端之人为祈祷之事，不务以诚意感格，而以法术劫制，诬亦甚矣。’浚意

于郊傍择地为雩坛，孟夏后行礼。臣以为孟

既祈谷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昜时若，则大雩之祭，可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陛下躬行祷祝。”乃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为制一成，岁旱则祷，奉太祖配。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

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歌之。盖《云门》者，帝尧之乐，《周官》以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也。且请增鼓吹数番，教舞童百人，青衣执羽，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仪，视祈谷礼。又言：“大雩乃祀天祷雨之祭。凡遇亢旱，则礼部于

末请行之。”帝从其议。十七年，躬祷于坛，青服。用一牛，

荐。

　　大飨礼

　　明初无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昔羲、农肇祀上帝，或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视夏、殷加详焉。盖圣王事天，如子事父，体尊而情亲。故制为一岁享祀之礼，冬至圜丘，孟

祈谷，孟夏雩坛，季秋明堂，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亲之也。今

创制，古法难寻，要在师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

城东西，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为当。至配侑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犹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物之时也。汉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以高宗配，明皇以睿宗配，代宗以肃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以真宗配，英宗以仁宗配，皆世以递配，此主于亲亲也。宋钱公辅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当时司马光、孙抃诸臣执辨于朝，程、朱大贤倡议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今复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当配之帝，亦惟二说而已。若以功德论，则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若以亲亲论，则献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当配以献皇帝。至称宗之说，则臣等不敢妄议。

　　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于奉天殿行，其配帝务求画一之说。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再会议以闻。”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

　　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则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朱熹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熹曰：“只当以文王为配。”又曰：“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后来第为严父说所惑

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今礼臣不能辨严父之非，不举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滥引汉、唐、宋不足法之事为言，谓之何哉！虽然，丰坊明堂之议，虽未可从，而明堂之礼，则不可废。今南、北两郊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亲亲之义始备。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太祖、大宗功德并盛，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今两郊及祈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独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我朝之典礼始备。

　　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先议配帝之礼，言：“考季秋成物之指，严父配天之文，宜奉献皇帝配帝侑食。”因请奉文皇帝配祀于孟

祈谷。帝从献皇配帝之请，而却文皇议不行。已复以称宗之礼，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言：“《礼》称：‘祖有功，宗有德。’释者曰：‘祖，始也。宗，尊也。’《汉书注》曰：‘祖之称始，始受命也。宗之称尊，有德可尊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肃注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宗尊之说也。古者天子七庙。刘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宗不在数中，宗变也。’朱熹亦以歆之说为然。陈氏《礼书》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数者，礼也。祖功宗德，而无定法者，义也。’此宗无数之说，礼以义起者。今援据古义，推缘人情，皇考至德昭闻，密佑穹旻，宗以其德可。圣子神孙，传授无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宗以其世亦可。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为有德不迁之庙。”帝以疏不言祔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祔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号曰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献皇帝配。殿在宫右乾隅，旧名钦安殿。礼成，礼部请帝升殿，百官表贺，如郊祀庆成仪。帝以大享初举，命赐宴群臣于谨身殿。已而以足疾不御殿，命群臣勿行贺礼。礼官以表闻，并罢宴，令光禄寺分给。

　　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礼典，与郊祀并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于玄极宝殿，朕诚未尽。南郊旧殿，原为大祀所，昨岁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谷。明年，礼部尚书费寀以大享殿工将竣，请帝定殿门名，门曰大享，殿曰皇乾。及殿成，而大享仍于玄极宝殿，遣官行礼以为常。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享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为钦安殿。

　　令节拜天

　　嘉靖初，沿先朝旧仪，每

宫中行拜天礼。后以为渎，罢之。遇正旦、冬至、圣诞节，于奉天殿丹陛上行礼。既定郊祀，遂罢冬至之礼。惟正旦、圣诞节行礼于玄极宝殿。隆庆元年正旦，命宫中拜天，不用在外执事，祭品亦不取供于太常。

　　译文

　　洪武元年，中书省大臣李善长等人奉敕命撰写进献《郊祀议》，大概说：做帝王的侍奉上天明鉴，侍奉大地明察，因而冬至

祭天，夏至

祭地，就是顺应

的意思。

　　在南郊的圜丘祭天，在北郊的方泽祭地，就是顺应

的方位。

　　《周礼，大司乐》中说：“冬至

，礼祭天神，夏至

，祭祀地祇。”《礼》说：“茌郊外祭祀上帝，在都城祭祀社神。”又说：“郊祀是用来明示天道，社祀是用来明示地道。”《书》说：“敢请明白告示皇天后土。”考察古代有时称为地只，有时称为后土，有时称为社，都是祭祀地，则都是相对于天而言。

　　这是三代的正礼，是解释经典的正确说法。

　　从秦开始建立四时，用来祭祀白、青、黄、赤四帝。

　　汉高祖又增加北时，同时祭祀黑帝。

　　到武帝有雍地的五时，以及渭水北岸的五帝、甘泉太乙的祠庙，但对昊天上帝的祭祀还不曾举行。

　　魏、晋以后，推崇郑玄的人，主张上天有六个名称，每年有九次祭祀。

　　推崇王肃的人，认为天体是一个整体，怎么会分为六个？每年两次祭祀，怎么会有九次？虽然承继变革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都是参照了这两家的说法。

　　从汉武帝开始采纳祠官宽舒的建议，在汾

雎上建立后土祠庙，如同祭天一样举行祭礼。

　　后代就在北郊之外。

　　仍祭祀后土。

　　又因为郑玄被《纬书》

惑，说夏至

在方丘之上祭祀昆仑之只，七月在祭祀地祇的泰折祭坛祭祀神州的地只，分为两次。

　　后代又沿袭为每年祭祀两次。

　　元始年间，王莽奏请废除甘泉泰时，恢复长安南北郊的祭坛。

　　在正月上辛

或丁

，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

　　从汉到唐，千余年间，都沿袭共同祭祀。

　　亲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个皇帝而已。

　　宋朝元丰年间，议定罢除合祭的仪式。

　　绍圣、政和年间，有时分祭、有时合祭。

　　高宗南渡以后，只举行合祭的礼仪。

　　元成宗开始共同祭祀天地五方之帝，不久建立南郊，专门祭祀上天。

　　泰定年间，又合祭。

　　文宗至顺以后，只祭祀昊天上帝。

　　而今应当遵从古代礼制，在南北郊分祭天地。

　　冬至

则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陪从祭祀。

　　夏至

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渍陪从祭祀。

　　太祖按照他们的提议实行。

　　在钟山的南面建立圜丘，在钟山的北面建立方丘。

　　三年，在圜丘增加祭祀风云雷雨，在方丘增加祭祀天下山川的神只。

　　七年，在南北郊增设天下神只坛。

　　九年，规定郊社祭祀的礼仪，即使有三年的丧期，也不废弃。

　　十年秋，太祖斋居时因

雨天气而有所触动，阅读京房灾异的学说，说分别祭祀天地心中不安，命在南郊建造大祀殿。

　　这年冬至

，因为大殿尚未建成，就在奉天殿共同祭祀，皇帝亲自撰写祝祷文，大意说君王侍奉天地犹如侍奉自己的父母，不应当分作两处。

　　于是规定每年正月共同祭祀，作为固定制度。

　　十二年正月，开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亲自撰写《大祀文》和歌九章n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建成，规模样式如同南

。

　　童京的旧郊祀坛，国家如果有大事，就派遣官员前往祭祀。

　　

靖九年，世宗制定《明伦大典》以后，更深思建立礼制的事，对郊庙供奉的众多神只，都想要斟酌古代的礼法，清理订正从前的礼制。

　　于是问大学士张璁：“《尚书》中说焚烧木柴祭天，又说‘类于上帝’，《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因形体主宰的不同而言。

　　朱子说，在祭坛祭祀称为天，在房屋下祭祀称为帝。

　　而今大祀有宫殿，是在房屋下面祭祀帝而已，没有看见有祭天的礼仪。

　　况且上帝和皇地只在一起共同祭祀，也不是专门祭祀上帝。”张璁说：“开国初期遵从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又共同祭祀。

　　说礼的人认为，大祀殿下面是祭坛，上面是房屋，房屋就是明堂，祭坛就是圜丘，众多圣贤相传继承，也是孔子遵从《周礼》的意思。”皇帝又训谕张璁说：“夏至、冬至两个至

分开祭祀，是万代不变的礼仪。

　　而今大祀殿模拟周代的明堂或者还接近，认焉造就是圜丘，其实毫无道理。”张璁就详细述说《周礼》以及宋代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议论的分合异同的话来回答。

　　并且说祖宗制度已经制定，不敢轻易议论。

　　皇帝执意想要复位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

　　于是询问大学士翟銮，翟銮详备陈述了所有礼制的沿革来回答。

　　又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请求稍稍等待，广泛征选儒臣，商议恢复古代礼制。

　　皇帝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议论将停息。

　　恰逢给事中夏言请求举行皇后躬亲蚕事的典礼。

　　皇帝因为古代天子在南郊举行躬亲耕种的典礼，皇后在北郊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刚好与先前所讨论的郊祀礼密切相关，因此令张璁告诉夏言上奏郊祀的意见。

　　于是夏言上疏说：“国家共同祭祀天地，以及太祖、太宗的共同配祀，各坛的从祀，举行典礼不是在夏至

而是在初

，都不符合古代典章。

　　应当令群臣广泛考察《诗》、《书》、《礼经》所记载的有关郊祀的文字，以及汉、宋诸儒士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以及太祖开国初期分别祭祀的旧制，由皇上下旨裁定。

　　这是中兴的大功业。”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人谴责夏言的说法不对，皇帝狠狠地责备了他们。

　　于是敕命礼部令群臣各抒己见。

　　并且说：“王汝梅等人举出《召诰》当中说郊祀用两头牛，认为已经明白显示是共同祭祀天地。

　　用两头牛，是一个上帝，一个配位，不是天地各享一头牛。

　　又有人认为天地共同祭祀是因为人子事奉父母的道理，比拟为夫妇共同享用祭牲。

　　这些言论，亵渎轻慢太严重。

　　又有人说郊祀就是祭天，祭祀社稷就是祭地。

　　古代没有北郊祭祀，社祭是祭祀五方土地的地只，如同说五方帝而已，不是皇地祇。

　　社祭的名称不同，从天子以下，都可以在所在之地祭祀。

　　因此《礼》有‘亲地’的说法，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的祭祀地祇。”张璁因此记录呈上《郊祀考议》一册。

　　当时詹事霍韬十分反对郊祀的议论，并且说分别祭祀的说法，只见于《周礼》，王莽贼子伪造经典，不足以引为根据。

　　于是夏言又上疏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记载得尤为详细。

　　《大宗伯》记载祭祀天神，就有里祀、实柴、杠燎的礼仪，祭祀地只，就有血祭、藐沈、诟辜的礼仪。

　　《大司乐≥记载冬至

，陆地上圜丘的制度，称为礼祀天神；夏至

，水泽中方丘的制度，称为礼祭地只。

　　对天地分开祭祀，已经有久远的来历了。

　　因此宋儒叶时说：“郊祀丘祀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则。”而今众人议论以大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行呢？共同祭祀的说法其实是从王莽开始的，漠以前都主张分祭，并且汉以后也间或有分祭。

　　宋代元丰年间第一次议论，元佑年间第二次议论，绍圣年问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共同祭祀，而最终不能再改变，是因为郊祀的开销，每每用尽国库的储备，因此就节约减省一些而已，并不曾因为分祭不合乎礼仪。

　　而今议论的人，往往因为是太祖的制度而避嫌、惧怕。

　　然而他们只知道共同祭祀是太祖的定制，是不能更改的，却不知道分祭本来就是太祖的最初礼制，是可以恢复的。

　　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能够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来就是太祖的著作，是应当遵守的。

　　况且都是太祖定下的制度，按照礼仪中正确的遵守就是了。

　　敬畏上天遵从祖训，并没有别的道路。

　　《周礼》一书，朱子认为是周公辅佐盛王而作，为后代作榜样，用意最为深刻切实，怎么可以诬枉为是王莽的伪作呢？况且共同祭祀以后配祀地，事实是从王莽开始的。

　　王莽既然伪造了这部书，为何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祇的祭祀，而自成一说呢？于是礼部总结了群臣对郊礼的议论，上奏说：“主张分祭的，是都御史汪铉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而以慎重对待既成制度及时不可为言的，是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而以山川坛焉方丘的，是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共同祭祀而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是尚书方献夫等二百零六人；不置可否的，是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

　　臣等敬奉御旨，折衷众人的议论。

　　分别祭祀约道理，合乎古代的礼仪，但祭坛的建造，工程浩大。

　　《礼》中说，在房屋中祭祀称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宇中受祭。

　　应该仍旧在大丰堑璧专门祭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用来专门祭祀皇地祇。

　　既没有开工建造祭坛的劳役耗费，行礼也方便。”皇帝又谕令应当遵从皇祖的旧制，在祭坛上

天祭祀，分为南北郊，在两个至

举行祭祀礼。

　　夏言就上奏说：“南郊共同祭祀，沿袭已久，朱子所说的一千五六百年来无人整理。

　　而陛下独自打破千古的谬误，一旦举行，真可以说得上建立了经天纬地的功业而不会违背了。”不久命户、礼、工三部，偕同夏言等人到南郊相看风水选择地址。

　　南天门外有自然的丘陵，都说旧有的丘陵位置偏束，不宜袭用。

　　礼部大臣想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圜丘。

　　夏言又上奏说：“圜丘是祭祀上天的地方，应当在地势高而宽敞的地方，以便展示对天地神灵的敬意。

　　大祀殿祭享上帝，应当清净隐蔽，以便尽到祭祀的诚意。

　　两次祭祀时间意义不同，那么殿坛之间的距离，也应当有所区别。

　　请求在具服殿稍微偏南的地方建造大祀殿，而圜丘更移到前方，形势高峻，可以和大祀殿等高。”制命说“可以”

　　于是修筑圜丘，这年十月竣工。

　　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束、西郊，也依次完工，而分祀的制度也就确定下来了。

　　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纂集《郊祀新旧图考》进献。

　　旧礼，是太祖制定的。

　　新礼，是世宗制定的。

　　洪武元年，开始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

　　有关部门商议配祀的事情。

　　太祖谦让不允许，亲自写下祭文告祭太庙说：“历代据有天下的帝王，都以祖先配祀上天。

　　惟独臣不敢，是因为功业尚未完成，朝政国事尚有阙失。

　　去年上天降下警戒，东南部有声响，雷火焚烧了船只击毁了殿吻，我朝夕谨慎警惕，惟恐没有什么来接续上帝好生之德，因而不敢轻易供奉配祀。

　　只是祖先出神灵与上天相通，上帝如果问起，祈望把臣的所作所马上奏上帝面前，善恶都不要隐瞒。

　　等到南郊竣工，臣率领百官恭敬拜谒宗庙，祭告成功的大礼，以便共享上帝的赐福。”第二年夏至

将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请求配祀。

　　太祖坚决不答应。

　　一再请求。

　　纔说：“等到庆

平定，再商议。”八月，庆

平定。

　　十一月冬至

，群臣又坚决请求。

　　于是在圜丘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祀上天。

　　第二年，祭祀方丘，也照此办理。

　　建文元年改为奉太祖配祀。

　　洪熙元年，救命说：“太祖受命于上天，兴起创建帝业。

　　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次奠定天下。

　　圣德神功，都可以配祀天地。

　　《易》说，‘殷奉享上帝，以配祀祖考’。

　　朕崇敬祖考，永远一心一意。

　　正月十五

大祀天神地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于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庙及灵座，请太祖、太宗共同配祀。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说：“太祖、太宗一并配祀，父子同列，察考经书旨意，不能说没有疑问。

　　臣认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祀上天，太祖足以当之。

　　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祀上帝，太宗足以当之。”礼部大臣会集商议，认为二祖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宜轻易改动。

　　皇帝降下敕谕，希望在两个至

奉太祖配祀南、北郊，正月初一在大祀殿奉太宗配祀上帝。

　　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人说，二祖分别配祀，在礼法上不妥当，并且抄录了仁宗撰写的敕谕和告庙文进献。

　　皇帝又命在东阁会集商议，都认为：“太庙的祭祀，众先圣按昭穆次序相向排列，没有并列的嫌疑。

　　何况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总之都是上天，那么配享上天的祖先，不宜阙失一个。

　　臣等私下认为南、北郊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当二祖共同配祀。”皇帝最终因为并配不符合礼法，谕令内阁大臣商讨。

　　张璁等人说：“《礼》说：‘有就要进行，没有人敢废除。

　　’所有祭祀都是这样，何况祖宗配祀的大典呢？而且古代郊祀与明堂不在同一个地方，因而可以分别配祀。

　　而今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

行报礼而太宗不参与，孟

行祈礼而太祖不参与，心中确实有所不安。”皇帝又回复说：“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

　　天只有一个天，祖先也祇有一个祖先。

　　因而大报上天的祭祀，只应当以高皇帝配祀。

　　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可以配祀上天吗？然而开辟天下基业，本来是从高皇帝开始的。

　　如同周的王业，实际是由武王完成的，但配祀上天只以后稷，，配祀上帝只以文王，当时并未听说争辩功德。”因而下令停止议论。

　　不久夏言又上疏说：“虞、夏、商、周的郊祀，只配祀一个祖先。

　　后儒穿凿附会，把郊、丘一分为二，又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的义理。

　　以致唐、宋变

古法，纔有二祖并享，三帝并配的事情。

　　祈望按皇上心意判定，依从此前的敕旨。”皇帝回复说：“礼部大臣此前引证太庙中没有同堂共列的嫌疑。

　　其实祭祀上帝和祭享祖先不同，这说法不妥当。”仍旧命进一步商议。

　　于是礼部大臣又上奏：“南北郊虽然是祖制，寅际是今天的新创举。

　　请求依照圣上谕令，都供奉太祖单独配祀。

　　至于大祀殿则是太祖创建的，而今反而不能在那里得到配享，恐怕太宗不安，应当仍旧奉二祖共同配祀。”于是按照拟定的建议实行。

　　洪武元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在这之前，皇帝实行散斋四

，致斋三

。

　　祭祀前两天，皇帝戴通天冠、穿绛纱袍视察祭牲祭器。

　　第二天，官吏陈列摆放好。

　　祭祀当天，清晨车驾到达祭祀时休息的大帐篷，太常卿奏请中庭戒严，皇帝穿戴衮服冠冕。

　　奏请警卫宫

，皇帝进入就位。

　　赞礼唱

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

　　赞礼宣唱燔柴，郊社下令点火升烟，在燎坛燔烤整头牛犊。

　　赞礼宣唱请行礼，太常卿奏谙主管官吏妥善准备，奏请进行祭祀。

　　皇帝行再拜礼，皇太子及在位官员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进献玉帛，皇帝到盥洗位。

　　太常卿赞唱道：“在此之前斋戒，此时奉祭，加倍清洁，以对神明。”皇帝

上玉圭，洗手，擦手。

　　拿出玉圭，登坛。

　　太常卿赞唱道：“神明在上，仪容庄严肃穆。”从正南陛登坛，协律郎举麾奏《肃和之曲》。

　　皇帝到昊天上帝神位前跪下，

上玉圭，三次上香，祭奠玉帛，拿出玉圭，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

　　皇帝到神位前，

上玉圭，备置祭牲，拿出玉圭，回到原位。

　　赞礼宣唱举行初献礼。

　　皇帝到爵洗位，

上玉圭，洗涤酒爵，擦干，把酒爵交给执事官员，拿出玉圭。

　　到酒尊放置的地方，

上玉圭，拿起酒爵，接受泛齐，把酒爵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

　　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到神位前下跪，

上玉圭，上香，祭酒，奠爵，拿出玉圭。

　　读祝官捧祝祷文跪着朗读完毕，皇帝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亚献，酌醴齐，音乐演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终献，酌盎齐，音乐演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仪程与初献相同，但不用读祝文。

　　赞礼宣唱饮福酒受胙

，皇帝登坛，至饮福酒位置，行再拜礼，跪下，

上玉圭。

　　奉爵官斟上祭神后的福酒跪着进献，太常卿赞唱道：“只有这酒

，是神的恩赐，赐给你福禄吉祥，天下同沾恩泽。”皇帝接受酒爵，祭酒，饮福酒，把酒爵放在土台上。

　　奉胙官捧祭

跪着进献，皇帝接受祭

，交给执事人员，拿出玉圭，伏跪在地，站起来，行再拜礼，回到原位。

　　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撤除俎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执掌祭祀的官员撤除俎豆。

　　赞礼宣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又行再拜礼，皇太子以下在位官都行再拜礼。

　　赞礼宣唱祝官捧祝，奉币官捧币，执掌祭祀官取仆食及爵酒，各自前往燎祭之所。

　　宣唱望祭与燎祭，皇帝到达望燎位。

　　燎至一半，太常卿奏请礼毕，皇帝回到休息的大篷，解除戒严。

　　洪武二年夏至

，在方丘祭祀皇地只，仪程相同。

　　祇是在

神后痉埋

血，祭祀完毕，奉祭牲祭帛祝文仆食掩埋，与祭天有所不同。

　　那年冬天，在南郊供奉仁祖配祀上天，仪程如同洪武元年。

　　奠玉帛、进奉祭牲、三献，都是先到上帝神位前，再到仁祖神位前，衍礼也是这样，只是不用玉。

　　洪武四年规定，祭祀前六天，百官沐浴后留宿官署。

　　第二天，穿上朝服前往奉天殿丹墀下，接受誓戒。

　　丞相把祭祀

期遍告百神，又前往各祠庙进香三天。

　　再过一天，御驾前往仁祖庙，告请配享。

　　行礼完毕，回到斋宫。

　　洪武七年，废除中庭戒严、警卫宫

及赞唱上香的繁琐礼节，定为十二拜礼。

　　十年，改变为共同祭祀的制度，祭奠玉帛，进献祭牲、三献，都先到上帝神位前，其次到皇地只神位，再次到仁祖神位，其余都遵照旧仪程。

　　嘉靖八年，废除各庙焚香礼。

　　九年，恢复分别祭祀的制度，礼部进献大祀圜丘仪程。

　　祭期前十天，太常寺奏请视察祭牲。

　　然后奏请命大臣三位看守祭牲，大臣四位分献祭品。

　　祭期前五天，锦衣卫准备跟随朝驾，皇帝前往看养牺牲的地方视察祭牲。

　　此前一天，穿日常衣冠在太庙告祭。

　　祭期前四天，驾临奉天殿，太常寺按常规进献铜人。

　　太常博士到文华殿请太祖祝版，等候皇帝亲自填写御名捧出。

　　祭期前三天，皇帝穿祭服，送脯醢酒果前往太庙，恭请太祖配祀。

　　皇帝回来换去衣冠，驾临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接受誓戒。

　　祭期前两天，太常光禄卿奏请视察祭牲，皇帝到奉天殿亲自填写祝版。

　　祭期前一天罢朝，锦衣卫预备法驾，在奉天门设版舆。

　　皇帝穿日常衣冠告祭太庙，乘车舆前往南郊，从西天门进入，到昭亨门外下车。

　　礼部太常官引导从左门进入，到称作内堰的内矮墙。

　　太常卿引导到圜丘，恭视祭坛神位，再到神库视察篷豆祭器，到神厨视察祭牲完毕，仍从左门出，上车到斋宫。

　　分献陪祀官叩头觐见。

　　礼部太常官前往皇穹宇，请求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当天，三鼓时分，皇帝从斋宫乘车到称作外蜡的外矮墙神路的西面，下车到神路东面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完毕，退下。

　　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两侧等候。

　　皇帝穿祭服出来，导引官引导从左灵星门入内。

　　赞对引官引导前衍到内堪，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自办自己职责内的事。

　　皇帝到御拜位，从燔柴、

神到礼毕，仪程完全照旧。

　　到休息的大帐篷换下衣冠，礼部太常官捧神位安放在皇穹宇。

　　回到斋宫，稍作休息。

　　起驾回宫，前往太庙参拜完毕，回宫。

　　下诏如同拟定的仪程进行。

　　第二年，规定方泽祭祀仪程。

　　祭期前一天，太常卿恭请太祖配位，供奉安放在皇祇室。

　　到

期，礼部太常官一同请求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位牌、从祀神牌，供奉安放在坛座上。

　　祭祀完毕，太常捧神版、神牌安放在皇只室，捧神位牌回到太庙。

　　其余都如同圜丘仪程。

　　这年十月，皇帝将要举行郊祀礼，谕令礼部尚书夏言想要亲自举行奉安礼。

　　夏言就草拟了仪程上奏。

　　祭期之前挑选捧神位牌的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陪殿大臣两员，撰写祝文，预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

　　前一天举行告祭太庙礼，在奉天殿设神舆香案，在泰神殿设神案两张，在东西配殿设神案两张，在丹墀正中设香案一张，在圜丘左门外设临时休息的大帐篷。

　　当天拂晓，皇帝穿日常衣冠前往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

　　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以及从祀神主，各供奉安放在车中，到圜丘泰神殿门外。

　　皇帝乘车到昭亨门，礼官引导至泰神殿台阶下。

　　执事官到神舆前捧神位牌登上石座，安放在

中。

　　皇帝纔到香案前，按照仪程举行三献礼。

　　礼毕，退出来到临时休息的大帐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回宫。

　　皇帝听从了，但命令行礼时穿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加上礼部堂上官四员。

　　十一年冬至

，尚书说，在此之前南郊举行祭祀仪式，对风寒没有准备。

　　于是采用《礼书》天子祭祀天张设大帐篷、小帐篷的说法，请求“建造黄毡御帐驯、帐篷。

　　每次大祭，有关人员跟随。

　　遇上风雪，就张设在圜丘下，皇帝到帷幕中行祭祀礼，而上下祭奠进献的事就由太常执事官代替”

　　下令写为定制。

　　明朝初年不曾举行祈谷礼。

　　世宗时，重新确走二祖分别配祀的礼仪。

　　因为众臣坚决请求，纔允许在大祀殿行祈谷礼，供奉二祖配祀。

　　嘉靖十年，开始在正月上辛

，在大祀殿举行祈谷礼。

　　行礼完毕，皇帝内心终究认为不妥当，谕令张璁说：“自古只以祖宗配祀上天，而今二祖共同配祀，决不能垂法后世。

　　以后大报与祈谷礼，只供奉太祖配祀。”不久亲自撰写祝文，重新订立仪程，改在惊垫节，礼仪比大祀礼稍微降低，供献的帛减少十分之一，不设从坛，不燔柴，写为定制。

　　十一年惊垫节，皇帝生病，不能亲自行礼，就命武定侯郭勋代替。

　　给事中叶洪说：“祈谷、大报，祭祀的名称不同，但同样都是祭祀上天。

　　祖宗没有不亲自行礼的。

　　成化、弘治年间，有别的缘故，宁可推迟到三月。

　　因为郊祀礼重大，不宜由臣子代行，请求等到圣上身体康复，改换占卜吉

行礼。”没有听从。

　　嘉靖十八年，改在大内的玄极宝殿行礼，不供奉配祀，于是成为定制。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先农坛亲自行祭，接着耕藉田，就是祈谷礼的遣意。

　　而今两次祭祀都在

季举行，未免繁琐。

　　并且玄极实殿在

宫内，百官陪祀，出入不便。

　　应当罢除祈壳礼，只在先农坛举行祭祀礼。”听从其请。

　　明代初年，凡是有水旱灾害以及非常变异，有时亲自祷告，有时在宫中

天之地祭告，有时在奉天殿的台阶上祭告，有时派遣官员祭告郊庙、陵寝以及社稷、山川，没有固定的礼仪。

　　嘉靖八年

季祈雨，冬季祈雪，都是皇上撰写的祝文，亲自在南郊及山川坛祭祀。

　　第二天，祭祀社稷坛。

　　穿戴浅色衣冠，不陈设仪仗，不肃清御道，都不设配祀，不奏乐。

　　嘉靖九年，皇帝想在奉天殿的台阶上举行大雩礼。

　　夏言说：“按照《左传》记载‘苍龙出现就举行雩祭’。

　　大概四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到下雨而大，因而祭天为百谷祈求雨

滋润。

　　《月令》上说：‘雩祭上帝用盛大的礼乐，于是命百县举行雩祭，祭杞对百姓有益的百王卿士，以祈祷庄稼丰收。

　　’《通典》上说：‘四月雩祭五方上帝，祭坛称为雩，在南郊之旁举行荣祭。

　　’先臣丘浚也说：‘天子除了郊祀上天之外，另外建筑祭坛祈雨。

　　后世这一礼仪没有

传，遇上旱灾，就请异端

说的人举行祈祷祭祀，不求用诚意去感动上天，而以法术相要挟，诬枉太厉害了。

　　’丘浚希望能在郊社旁择地建造雩坛，孟夏后行礼。

　　臣认为孟

已行祈谷礼，如果从二月至四月，晴雨时节和顺，那么大雩的祭祀，可派遣官吏代为举行。

　　如果雨期推迟，陛下就亲自祷告。”于是在圜丘坛外泰元门的东方建造崇雩坛，形成制度，年成干旱就举行祷告，供奉太祖配祀。

　　嘉靖十二年，夏言等人说：“古代大雩之祭，命乐正演习盛乐、舞皇舞。

　　藉音乐舞蹈的和谐，

发天地

之气。

　　请求在三献礼完成之后，九奏乐停止之时，演奏《云门之舞》。

　　仍旧命儒臣总括《云汉》诗词，谱写《云门》一曲，派文武舞士一同舞蹈一同高歌。

　　《云门》，是帝尧的乐曲，《周官》记载用来祭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的意思。

　　并且请求增添数阙鼓吹曲，教一百名舞童，穿青衣执羽

，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蹈，乐曲共有九章。”因而奏上仪程，比照祈谷礼。

　　又说：“大雩是祀天祷雨的祭祀，凡是遇上干旱，礼部在

季末期奏请举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嘉靖十七年，亲自在祭坛祷告，穿青衣，用一头牛，

食祭献。

　　明朝初年没有明堂制度。

　　嘉靖十七年六月，辞官归居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说：“孝敬没有什么比尊父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什么比配天更大的。

　　恳请恢复古礼，建造明堂。

　　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为宗，以配祀上帝。”下发礼部集体商议。

　　尚书严嵩等人说：从前伏羲、神农开始祭祀上帝，有时建造明堂。

　　继后夏后氏在世室，殷人在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比夏、殷更加详备。

　　圣王奉事上天，如同儿子事奉父亲，血统尊重而感情亲切。

　　因而规定为一年享祀的礼仪，冬至圜丘祭，孟

祈谷祭，孟夏雩坛祭，季秋明堂祭，都以此来表示尊显。

　　明堂祭享上帝，又以此亲近亲人。

　　今天创建新制度，难以借鉴古法，关键在于效法先王之意。

　　明堂圜正，都是祀天的地方，而今大祀殿在圜丘的北方，

城的东南方，正好对应古法的方位。

　　明堂秋季祭享，就以在大祀殿举行更为妥当。

　　至于配祀的礼仪，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上帝，如同人成形于父亲。

　　因而季秋在明堂祭享上帝，而以父亲配祀，取万物成

季节之意。

　　漠孝武明堂的祭享，以景帝配祀，孝章帝以光武帝配祀，唐中宗以高宗配祀，明皇以睿宗配祀，代宗以肃宗配祀，宋真宗以太宗配祀，仁宗以真宗配祀，英宗以仁宗配祀，都是世代依次配祀，这是主要依据亲缘关系。

　　宋钱公辅说：“郊祀之祭，由开拓封疆的祖先，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

　　明堂之祭，由继嗣的君王，有圣人功德的人配祀。”当时司马光、孙忭等大臣在朝堂上辩论，程、朱大贤在下倡议，这是主要依据祖宗的功德。

　　而今恢复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那应当配祀的帝王，也就只有这两种说法而已。

　　如若按功德论，则太宗重新建设国家，功德与太祖相符，应当由太宗配祀。

　　如果按亲绿论，献皇帝，是陛下的亲生父亲，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应当由献皇帝配祀。

　　至于称宗的说法，臣等不敢妄加议论。

　　皇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在奉天殿举行，配祀的帝王务必要有个统一的说法。

　　皇考称宗，有什么不可？再商议上奏。”于是户部左侍郎唐冑直言上疏说：三代的礼制，没有比周更周详的。

　　《孝经》上说：“郊祀后稷以配上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说：“尊敬父亲莫大于配天，周公就是这样做的。”论者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功德，制礼作乐，而文王恰巧是他的父亲，因而引用来证明圣人的孝敬，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

　　不是说有天下的人，都必定以父亲配天，然后纔称为孝。

　　否则，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夭下，其礼是为成王而设的，对于周公来说是尊父，对于成王来说就是尊祖了。

　　然而周公把政权归还之后，没听说成三因为尊父的原因，废去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换作武王。

　　后世祀明堂的，都以父亲配祀，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义，违背了先王的礼法。

　　从前有人向朱熹请教：“周公之后，应当以文王配祀呢，还是以当时帝王的父亲配祀？”朱熹说：“只当以文王配祀。”又问：“继承周的天下的又怎么样？”朱熹说：“只以有功德的祖宗配祀，后来祇是被尊父的说法

惑错

罢了。”由此看来，明堂的配祀，不专门由父亲是明白的。

　　而今礼部大臣不能辨明尊父的错误，不举证文、武、成、康的盛事，而滥引漠、唐、宋不足效法的事例为论据，说的都是什么啊！即使这样，丰坊明堂的提议，虽然不可听从，但明堂的礼仪，则不应当废除。

　　而今南、北两郊都主张尊敬亲尊，必定在季秋大享上帝，而亲近亲人的意义纔具备。

　　自三岱以来，郊天与明堂各立所陪祀之帝。

　　太祖、太宗功德同等盛大，与周相比，太祖就配后稷，太宗就配文王。

　　而今两次郊祀及祈谷，都供奉太祖配祀，而太宗独独没有配祀，遭是仪制典礼的欠缺。

　　因此今

奉天殿大享之祭，一定要供奉太宗配祀，然后我朝的典礼纔完备。

　　皇帝发怒，逮捕唐胄关进钦犯狱。

　　严嵩这纔又召集朝臣，先商议配帝的礼法，说：“考证季秋万物成

的意义，尊父配天的论说，应当供奉献皇帝配享上帝。”因而请求供奉文皇帝在孟

祈谷时配祀。

　　皇帝听从了献皇配祀上帝的请求，但拒绝了文皇配享的提议而不施行。

　　不久又因为称宗的礼仪，召集文武大臣在东合商议，说：“《礼》称：‘祖有功，宗有德。

　　’解释的人说：‘祖，是始祖。

　　宗，是尊。

　　，《汉书》注焉：‘祖被称为始，开始接受天命。

　　宗被称为尊，是有德可尊。

　　’《孝经》上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王肃注为：‘周公对于文王，尊亲而祭祀他。

　　’这是宗尊的说法。

　　古代，天子有七庙。

　　刘歆说：‘七，是常规法则，如果有功德就宗奉，不可预先定下数目。

　　宗不在七数之中，是有变化。

　　’朱熹也认为刘歆的说法对。

　　陈氏《礼书》说：‘父焉昭，子为穆，而有一定的数目，是礼法。

　　祖有功宗有德，而没有一定的成法，是道义。

　　，这是宗没有定数的说法，礼法是因道义纔兴起的。

　　而今援引古义，推及人情，皇考有至高的德行和昭显的名声，在天上秘密佑护，按其德行宗奉是可以的。

　　圣子神孙，传授不绝，都是皇考一人繁衍广布，按其世次宗奉也可以。

　　应当加宗皇考，在明堂配帝，建造有德而永世不迁的宗庙。”皇帝因为奏疏中不言及拊太庙，留在宫内不下发。

　　于是假设臣下奏对的口气，作《明堂或问》，拿给宰辅大臣看。

　　大概说：“文皇是远祖，不符合尊父的意思，应当由父亲配祀。

　　称宗虽然没有定说，尊敬亲人崇奉上天，按道义应当进行。

　　既然称宗，就应当柑太庙，难道有太庙中没有四亲的道理？”皇帝既已排斥正当的言论，尊崇私亲，心中想到太宗永远没有配享，不能杜绝朝廷大臣，于是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的庙号为成祖。

　　当时没有建造明堂，迫近季秋，于是在玄极宝殿大享上帝，供奉睿宗献皇帝配祀。

　　殿在宫中右面西北方位一角，旧名钦安殿。

　　行礼完毕，礼部请皇帝升殿，百官上表朝贺，如同郊祀庆贺礼成的仪式。

　　皇帝因为大享初次举行，命令在谨身殿赐宴群臣。

　　随后因为脚病没有驾临，命群臣不要贺礼。

　　礼官上表奏闻，撤销宴请，令光禄寺分别发给宴品。

　　嘉靖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是成周出礼仪典章，与郊祀同时进行。

　　以前因为享地没有确定，特地在玄极宾殿行祭，朕诚意未尽。

　　南郊旧殿，原为大祀的处所，去年已令有关官员撤除。

　　朕自己制作了图样，建造为殿，恭奉进名称泰享，用以昭示敬奉上帝的意思。”于是规定每年在秋季大享上帝，供奉皇考睿宗配享。

　　行礼如同南郊，陈设如同祈谷。

　　第二年，礼部尚书费案因为大享殿将要竣工，奏请皇帝定殿门名称，门为大享，殿为皇干。

　　等到大殿落成，而大享礼仪仍在玄极宝殿举行，派遣官吏行礼成为常规。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说：“我朝大享之礼，从皇考举行，追尊睿宗，以昭示尊父配天之孝。

　　从皇上看来，则睿宗为皇祖，不合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皇帝听从他们的请求，罢除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改为钦安殿。

　　嘉靖初年，沿袭先朝旧仪，每天宫中举行拜天礼。

　　后来认为太泛滥，罢除了。

　　遇上元旦、冬至、圣上生日，在奉天殿丹陛上行礼。

　　既已确定了郊天祭祀，就罢除了冬至的祭礼。

　　只有元旦、圣上生日在玄捶童扬行礼。

　　隆庆元年元旦，命令宫中拜天，不用在外举行祭祀，祭品也不从太常寺取用。ＷwＷ.ＵgＵｘＳ.ＣoM